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，千亿级创新药企——百济神州共同创始人，这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身份的AB两面。

(资料图)

在他的手上，有两支指挥棒，一支在北生所这方“改革试验田”赋予科学家更多自由，展开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探索；另一支则将原始创新成果带到“实战场”，撬动创新药研发。

“很多基础科研的终点可能只是一篇静静躺在库里的论文，如果能捕获原始创新的社会价值，是更有成就感的。”在王晓东眼中，创业的魅力难以抗拒。从他开始，十余年间，北生所共有7名科学家先后创业，渐渐形成一支科学家“创业天团”。

2016年，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。企业供图

深耕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

科学家里的企业家

2019年11月15日凌晨，当很多人仍在睡梦之中，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。

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批准了第一个中国本土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在美上市，改写了中国抗癌药“只进不出”的历史。当日，百济神州对外宣布了这一喜讯，泽布替尼这一新药，让世界对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力刮目相看。

中科院外籍院士、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是百济神州的共同创始人。这位双料院士的创业传奇，从21世纪初就写下了序章。

2001年5月，国务院正式批准组建“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”，将其作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、探索基础科研“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模式”的试验田。

当时，王晓东已是生命科学领域极负盛名的人才，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获终身教授职务。

正为北生所所长一职物色人选的国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、遗传学家吴瑞，将王晓东、邓兴旺等名字写进了推荐名单。2003年4月，王晓东回国参与了北生所首任所长竞聘。由于一时不能全身回国，他与邓兴旺成为北生所第一任联合所长。直至2010年，王晓东将工作重心全部转向国内，独立执掌北生所。

让科研人员能心无旁骛地探索真正的科学问题，是王晓东的办所理念之一。在这里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不重论文、奖项，而是进行5年一次的国际同行匿名书面评审。

“5年内不需要每年做考核汇报，科学家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攻坚克难。”北生所行政副所长黄嵩说。

“我只参与科研有关的事”

企业里的科学家

随着全身心归国，王晓东创业的“冲动”又起。2011年春天，“百济神州”注册成立，最初的实验室与北生所一样落户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。王晓东与共同创始人、“中国通”欧雷强（John V.Oyler）早有约定，“我不参与企业管理，只参与科研有关的事。”对他而言，自己的角色定位始终是“科学家”。

不太宽裕的启动资金主要花在了组建高水平团队上。最初的资金很快“烧完”，欧雷强飞回美国开始了漫长的筹钱之旅。百济的科学家们则埋头实验室，在北京加码研发。

熬过最艰难的那段时间，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迎来转折点，2012年至2016年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4.9%。作为这一领域的先发者，百济神州赢得资本青睐，几年间先后完成了在美股、港股和A股的三地上市，如今总市值已超过2000亿元。

为了跑出新药研发的加速度，王晓东为科研团队划定方向：“如果我们还不具备找到原创靶点和原创新药的能力，那我们至少要在临床前、临床疗效上，做到效果更好。”

在泽布替尼的研发过程中，王晓东也曾在重要的“分岔路口”上拍板定案。最先从BTK抑制剂中嗅到机会的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、全球研发负责人汪来发现，全球首个上市、用于治疗淋巴瘤的BTK抑制剂伊布替尼，其实是一个偶然开发的成果，对靶点的抑制并不完全。由此，团队认为应该找到一个更专一的BTK抑制剂。但一些重量级研究者则认为，伊布替尼药效给力，恰恰是因为多靶点抑制。

面对这两条路径，最终王晓东做出选择：“要相信科学！做更专一的BTK抑制剂。”这个方向选对了，泽布替尼得以诞生。此后，泽布替尼向全球重量级药物——强生公司上市多年的伊布替尼发起挑战，并最终在“头对头”全球3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更高的疗效与安全性。

原始创新成果加快转化

科学家“组团”创业

在北生所里，王晓东的下场创业，还有着特殊意义。

所长带头创业，最直接的效果是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。这意味着，走出实验室创业，不会被认为是“不务正业”。“百济神州的成功，为其他创业者跑通了模式。”王晓东说。这种把企业交给更懂得管理和经营的人，科学家在企业里指导研发的创业模式，在北生所被不断复制。

2007年，在病毒受体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李文辉回国加入北生所，潜心研究乙肝病毒受体。5年后，这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发现了乙肝病毒的受体NTCP，一种牛磺胆酸转运蛋白。李文辉也踏上创业之路，与黄嵩等同事一同创办了聚焦抗病毒药物的华辉安健。

在这个新“战场”上，华辉安健初战告捷，用于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病毒（HDV）感染的中和抗体HH-003注射液近日已获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。

主攻炎症领域，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北生所研究员邵峰，也在2020年踏出实验室，创办了炎明生物。

“北生所里创业的科学家已经有7位，创业全部是基于自己的原始创新成果。”王晓东语气里透着骄傲。在他看来，科学家从实验室迈向企业的这一步，角色没有变，变的是对科研的理解。 本报记者 赵语涵

创新密码

科学家创业走向“黄金时代”

以科学家为创始人或创始团队成员的“硬科技”创业，正成为模式创新和平台经济之后的创投界新宠。十年间，从北京放眼全国，科学家创业正走向“黄金时代”。

截至去年年底，已上市的科创板公司中，超六成公司的创始团队为科学家、工程师等科研人才或行业专家。在北京，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……越来越多的领域，吸引着科学家成为双创翻涌浪潮里的一朵朵浪花。

北生所所在的未来科学城“生命谷”，已吸引68位著名科学家来此一展创业拳脚。科学家创业渐成风潮的背后，还有着越来越多的专业孵化平台在助其腾飞。

2022年底，市科委、中关村管委会等5部门印发《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。方案鼓励标杆孵化器挖掘具备实力、热衷创造、勇于实践的顶尖青年科学家、产业服务专家、投资人和产品经理，针对重大现实问题和场景需求，组建“超前孵化”合伙人团队。

翻开北京首批标杆孵化器及其创始团队的名单，从高校教师转型、历任多家跨国科技企业高管的陆奇，机器人领域知名专家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教授及名誉所长王田苗，在美国波士顿从事多年原创新药项目孵化的朱鹏程……一个个在各自专业领域里极为响亮的名字跃然眼前，而他们，都在躬身为科学家创业服务，也进一步助推北京原创成果产业化落地。本报记者 赵语涵 孙奇茹

亲历者说

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创始人朱鹏程：

做科学家创业背后的推手

创业难，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更难。

这样的痛点，被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创始人朱鹏程看在眼里：“在大学宿舍里，就能诞生互联网巨头Facebook。但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，前期组建实验室、购买器材、招聘人员的启动资金动辄千万元。”

正因有着相关学术背景，朱鹏程的创业更加切中要害。“为什么不把建好的实验室跟大家共享呢？”萌生这样的设想后，2014年，他尝试在美国波士顿创立了大众创新实验室，服务了CRISPR、Editas等一批生物医药领域的独角兽公司。

这一商业模式在美国被验证后，朱鹏程将其带到中国，先后在上海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等地创立专业孵化平台——ATLATL创新研发中心，成为助推生物医药初创企业腾飞的背后力量。

2021年，北京ATLATL创新研发中心——北京飞镖国际创新平台一期落地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。朱鹏程认为，北京的生物医药创新有其鲜明特点。“前期考察后，我们团队非常兴奋，因为北京的高校院所资源太丰富了，里面蕴含着大量的人才和原始创新成果。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做科学家创业背后的推手。”抓住这笔“富矿”，是ATLATL创新研发中心在北京发展的重点。目前，飞镖国际创新平台在京二期项目即将投入运营，三期项目正在积极推进，将打造生物医药创新产业集群。本报记者 赵语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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